大武汉辉煌时期，工业、金融、贸易齐头并进。尤其是汉口经贸之繁盛，驾乎津门直追沪上，而得名大汉口，东方芝加哥的称号。
工业地位：冶金、造纸等行业居中国之首，纺织业仅次于上海，位居中国第二
【官办工业】
武汉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基地，在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以后的清末时期，武汉共兴办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工厂企业21家，民办企业约120家。
其中湖广总督张之洞兴办的有17家，资金共约1300万两。最大的工业企业为汉阳铁厂（亚洲第1），湖北枪炮厂（后名汉阳兵工厂——世界第2）武汉官办工业约占全国官办工业的17％，如冶炼、造纸等工业居全国之首，纺织工业仅次于上海居第二位，这些工厂引进的新式机器设备，技术先进，规模较大，堪称国内较先进的工厂，在当时国内同行业中均占有重要地位。
重点介绍
1.湖北炼铁厂(汉阳铁厂)，于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八月正式动工兴建，光绪廿年建成并正式出铁。共有6个大厂、4个小厂、2座炼铁炉，设备从英国、比利时等国引进，工人3000人，雇员中有外国技师40人。在筹建汉阳铁厂的同时，张之洞派人至各地勘察煤铁矿，发现大冶及马鞍山的铁煤矿藏，并设厂开采，铁厂曾经是国内早期兴建京汉、粤汉、津浦等8条铁路轧制钢件的唯一生产基地。建厂后的31年中共生产铁250万吨、钢55万余吨，1911年以前产量为全国钢铁总产量的100％，1912~1924年产量占全国总产量41％。它所具有的生产能力，直到1927年才为鞍钢(日资经营)所超过。
2.湖北枪炮厂(后名汉阳兵工厂)是清末各省19所军火工厂中规模较大、设备最新的兵工厂，有工人4500人。工厂的机器设备系委托出使德国的大臣洪钧向柏林力佛机器厂所购买，可铸造连珠毛瑟枪和克虏伯山炮。后来加建了炮架、炮弹、枪弹3厂，舔置了压炮钢大汽锤，另建了罐子钢、无烟药两厂。汉阳兵工厂在张之洞离鄂前共造步枪11万支、枪弹4000万颗、炮740余门、各综述种炮弹63万发。(民国时期，兵工厂曾整顿、多次扩大，能造手枪、步枪、机枪、山炮、枪弹、炮弹、炸弹、火药等各种武器弹药，所制造的“七九”步枪即为著名的“汉阳造”。)
3.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动工修建的湖北织布官局于次年正式生产，有纱锭4万余枚，布机1000台，发动机马力1000匹，工人2500人，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布厂之一。由于棉纱畅销，张之洞又设立纺纱局。光绪廿一年(公元1895年)动工，光绪廿三年投产，装置纱锭5万锭。光绪二十年还设立湖北缫丝局，廿三年设制麻局。布、纱、丝、麻四局的建成，使武汉的纱锭数占全国华商纱厂总锭数的26％，在清末时期，武汉所拥有的纺织设备数居全国第2位，仅次于上海。
4.白沙洲造纸厂也是清末民初时期全国官营纸厂中的最大企业，可生产新闻纸、印书纸、连史纸、毛边纸，日产3.5吨，设备从比利时引进。度支部造纸厂(谌家矶造纸厂)也为国内生产钞票纸的大型企业之一。
武汉近代官办工厂企业产品品种多，生产规模较大，其中优质工业品曾在国内和国际上享有一定声誉，许多产品曾在全省、全国和国际评比中获奖。仅在1911年世界博览会上，武汉官办工厂产品就有10项获奖。
【民营工业】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得到了初步的发展，武汉也出现了商办的近代工业。武汉从开埠到辛亥革命的50年中，兴建各类民营工厂约120家，民营工厂的地位在全国仅次于上海而居第二位。
光绪廿三年(公元1897年)，上海巨商叶澄衷派宋炜臣在汉口兴办燮昌火柴厂，是武汉较早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厂。该厂资金42万元，常年工人700~1000人，日产火柴约150箱，开办当年即获利银18万两。
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宋炜臣联络汉口商人王仿予、万捞伯等申请筹办既济水电公司，并经总督张之洞批准，拨官款30万元入股以示支持。既济公司一月之内便集资300万元，同时兴建水厂和电厂。1908年8月电厂送电，1909年水厂建成送水。开办时发电容量为1500千瓦，1922年资本增加到500万元，1933年发电容量增至16500千瓦，为全国10余家华商公用水电厂中规模最大、资本最多的工厂，发电容量占全国华商电厂总容量的1／3。
1907年，李维格、宋炜臣、顾润章等集资在汉口谌家矶创办扬子机器厂，资本49万元，两年建成，用汉阳铁厂炼出的钢铁制造桥梁、叉轨、锅炉、铁路车辆、船舰、动力机等，并有船坞、滑道；1920年续建100吨高炉一座，为国内民营最大机器制造厂之一。
重点介绍
1.武汉最大的机器厂扬子机器厂，工人最多时达2000人。工厂分化铁、机器、电机、翻砂、桥梁、造船6大部，1911年又扩充民国时期的工业11炼铁厂、炼钢厂、补充发电机、煤气制造机及滑道船坞，全部设备由外国引进。1919年曾改名扬子铁厂，修建化铁炉一座，1920年出铁，年产1万吨左右，为全国八大铁厂之一。该厂曾利用汉阳铁厂及象鼻山的铁砂矿，聘请美国工程师，冶铸各种机械，并为海军制作3艘500吨的军舰。
2.周恒顺机器厂是武汉历史最久的大型民营机器厂。1896年自制第一台木架手摇车床(比上海精明机器厂1932年开始生产皮带车床早36年)；1907年制造出武汉第一台80匹马力蒸汽机；1913年仿制成武汉第一台30匹马力卧式煤气机并形成系列产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生产盐井用的蒸汽起重机及造币机、制砖机、人力打包机、制针机、矿山机械和全套榨油设备等各种机械，并制造出大小火轮10艘，立式水冷二行程4缸120匹马力柴油机及100匹马力蒸汽机，产品销至湖北、河南、陕西、四川、甘肃等省，人力打包机还远销日本。此外，1918年创立的汉阳艺荣昌机器厂，是武汉最早的专业铸造厂。
附：辛亥革命前武汉商人兴办的近代工厂企业名录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有250家工厂、10.8万吨机器设备由武汉内迁到川、湘、陕、桂、黔等地，占全国内迁工厂总数的55％。武汉著名的大厂中，仅第一纱厂因英国债权洋行干涉而未迁走，其他均分别迁往西南、西北、华南各地。武汉内迁的工厂企业经过艰苦努力，逐渐发展成为抗战后方工业的母厂，并改变了旧中国的工业布局。
至此，武汉工业在战争中几乎损失殆尽。
试问：现在的四大谷：光谷、车谷、星谷、网谷在当今中国地位能够赶上武汉工业那时在中国的地位吗?
金融
【典当】
典当俗称当铺，以收取衣物等作质押放款，贷款人以衣物等向典当抵借现金，限期赎取并付利息。过期不取，典当就没收抵押物品，变价抵偿。武汉典当盛行于清道光年间，经营者多为官僚、地主和商人的结合体。
在辛亥革命中，典当在战争中损失严重，全部关闭。仅汉口、汉阳两地17家典当就损失340万串。1923年《汉口商业一览》刊载典当名录38家，其中开设在和界外的只有4家。开设于租界的典当，其利率和期限均有不同。
1935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武汉在沦陷前只有少数典当存在。
武汉沦陷后，伪汉口中江实业银行也办有典当，但在伪币贬值的情况下，和其他典当一样，陆续停业。1949年武汉解放前，典当业已不存在。
典当对进当物压价。武汉有句谚语：“当半当半””。讲的就是典当估的价把当物实际价值压低一半。
开典当的初期以安徽人为多。俗语说“无徽不成典。”以后，本地人开典当的多起来，还是沿袭“徽帮”的旧法。
据1936年《湖北年鉴》记载，武汉典当业名录如下同裕、协大、惠济、福昌、厚余、怡合、协和福、恒泰、和济、同德、怡泰、协丰、协泰、复成协、志成和、吉和、豫丰、裕泰、普益、福生、鼎泰、宏昌、谦益、济生、协昌祥、同复、协昌、瑞泰、聚成、公泰、祥和、承康、寿昌、民生、和昌。
【钱庄】
钱庄原来是经营货币兑换的，后来逐渐发展，经营存款、放款和汇兑业务。钱业原有钱庄与银号之分，前者以存、放款为主要业务，后者以汇兑、放款为主，后因营业范围日趋一致，二者已无差异。还有一种受官府监督、出纳官府银两的官银号。汉口钱庄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一般无分庄。
汉口钱庄创始甚早，道光末年，汉口钱店已形成独立行业。光绪初年，有了规模较大的钱庄，办理商号收交业务。1899年，地方官府曾经限制开设钱店，但未实现。1908年，汉口钱庄有110家，武昌39家。外国银行为利用钱庄信用，.在买办制度形成以后，即收受钱庄庄票并给予拆放的便利，钱庄得此“不竭之源”，自乐于接受，外国银行一度操纵了金融市场，并使钱庄日益论为其附庸。辛亥革命中，南下清军纵火焚烧汉口，市场被毁，钱庄损失巨大。据钱业公所统计，当时不能收回的债务约计估平银3000万两，绝大多数钱庄关闭歇业。
民国初年，钱业处于淸理债务和恢复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民族资本工商业有所发展，汉口贸易年年增加。（江）西帮、（安）徽帮、浙（绍）帮纷纷在汉设庄。1921年，汉口钱庄共93家。1922年增至150多家，武昌也有30多家，从业人员约5000余人。汉口钱庄一向有本帮、徽帮、浙帮、西帮之分。江西帮有南昌、吉安两派。徽帮儿乎独占了汉口的匹头、棉纱、衣典等大商业，自组钱庄。浙商经营的绸缎、银楼、五金、颜料等业都在汉口占有重要地位，浙帮钱庄势力也渐大。本帮最初家数不多，为汉口、汉阳、黄陂人经营，后来一些规模较小的外帮钱庄也都加入本帮，使本帮势力比各帮都大。据杨荫溥着《中国之金融》统计，1925年汉口各帮钱庄家数及资本数如下表：

本帮钱庄的家数和资本总额都比各帮多，但平均资本较小，实力不如浙帮雄厚。
1926年、1927年间，湖北宫钱票倒塌，钱业已受挫祈；后又遭到北洋军阀的强征勒索。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对武汉进行经济封锁，津、港、沪三埠钱庄收缩在汉放款，外国银行也乘人之危，力迫还款，钱庄处境艰困。1927年4月“集中现金”后，银钱业均未公布行市，钱庄庄票失棹流通作用，洋例银两亦因此无形废除，金融周转失灵，同业因亏损而相继停业。广人钱业店员在工会的支持下，每人获得数百元至千余元的解散费，相约集资开设小钱庄，一时汉口钱庄又有100多家。
1928年到1938年的10年中，汉口钱庄历经1931年的大水、1933年“废两改元”、1935年的金融恐慌和法币政策的实施，兴歇频繁，在币制逐步统一的情况下，经营范围日窄，业务衰退。特别是美国实行白银政策，禁止白银出口，提高银价，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造成严重银荒，波及武汉，钱业首当其冲。1935年6月，源裕钱庄倒闭，引起金融恐慌，约有一半钱庄收歇，下半年仅剩下28家。武汉沦陷前夕，也都陆续停闭。
1945年冬，钱庄陆续复业，一般拥有游资者也热中于投资钱业，年底共有88家，呈现一时的繁荣。
1947年，武汉一度有110多家钱庄，其中有核准营业的和地方暂准营业的，还有一批暗中活动的“袖笼钱庄”，既未公开营业，又无固定地点，家数不明。
1948年1月1日，财政部汉口金融管理局成立，下令取缔非法钱庄，有48家被勒令停业，其中包括汉口市政府暂准营业的32家及武昌的5家。至此，武汉经过登记的合法钱庄有60家（包括武昌泰昌钱庄1家）。同年8月19日，法币崩溃，发行金元券，物价波动，市场更加混乱。1949年1月，拆息挂牌高达30元，正常业务停顿，加上苛捐杂税负担沉重，钱庄普遍从事买卖金银、囤积货物的投机活动。解放前，先后停业的有24家，解放时尚存36家，其牌名如下：
同义信记、正裕、裕安恒记、瑞隆新记、协记、国裕、谦通、衡源、理裕商、吉成、中胜、万胜、晋安、惠工、祥和盛、恒孚、福利、惠民、福安、裕农、新德、衍源、宝兴生记、济生、瑞怡、均裕、正泰、长裕、福源长、协昌、太康、同裕、德安、常丰、同胜兴记、怡兴昌。
汉口钱业公会是当地唯一的交易场所，1919年，汉口69家钱庄共有存款1962800元，为其资本总额919500元的1倍多。1925年，钱庄的资本总额为400万元，存款总额700万元，再加上银行拆放额1700万元，上海钱业委托放款1000万元，钱业可以运用的资金达3800万元，为资本总额的9倍半。1926年后，钱庄信用收缩。1928年钱庄重整旧业，此后一两年间，放款逐渐恢复，以鸦片烟业贷款最多，常达1000万元以上，其次为既济水电公司约300万儿，其他为土产杂粮等季节性贷款各约100万元。1934年，汉口61家钱庄资本总额83万元，存款160万元，银行拆放额500万元，可以运用的资金743万元，不及1925年的1/5。
汉口钱庄在正常年份一般获利颇厚。1907年汉口各业中，钱业获利最多。
1918年、1919年钱庄盈利又居各业首位。
1919年51家钱庄共盈利176万两，其中裕成钱庄盈利高达12万两。1923年75家钱庄盈利180万两。抗战胜利后，各钱庄因经营性质和方式不同，盈利数字悬殊很大，据湖北省银行经济研究室估计，1947年钱庄盈利可分为3类：不经营法定以外业务者盈余较少，约5至6亿元左右；经营法定以外业务，但不甚剧烈者，盈余较多，约在16亿元左右；经营法定以外业务，且神出鬼没者，盈余最多，约在30亿元至50亿元不等。当时钱庄多买卖黄金及其他物资，从事投机活动，但因普遍设置暗帐，盈利所得，只能估计。
【票号】
票号是以经营汇兑为主要业务的金融机构，最早的票号说法不一，一说是山西人在明末清初创设的，一说是1797年（清嘉庆二年）山西人在北京创立的日昇票号，所以票号也叫山西票号。后来，逐渐向长江流域发展，汉口和北京、天津、上海、沙市同为票号最多的城市。
1850年成书的《汉口竹枝词》描写：“子金按月按时排，生意无如票号佳，街上不居居巷内，门悬三字小金牌。”
票号的资本比较雄厚，大的50万两，小的20万两，为合资组织，负无限责任。
汉口的山西票号因总号在山西祁县、平遥、太谷而分祁帮、遥帮、太帮等。此外还有四川帮、云南帮的票号，家数不多，规模也比较小。票号集中开设于汉正街、黄陂街繁华地段。黄陂街瞿家巷设有票帮公所，每日公布各地汇水、利率以及银元、银两、金镑行情。钱庄及外商银行买办也参与买卖交易。公所设有会长和董事，由同业逐年公选，对同业间事务有仲裁权。1881年汉口的票号己增至33家，掌柜莫不养尊处优，骄奢淫逸，俨如达官贵人。但自票号与官府相结托后，业务随着封建性的加强而衰落。光绪末年，北洋大臣袁世凯创办直隶银行和户部银行，又继办交通银行，规定官款都由户部银行和交通银行存汇，票号营业大受影响，不过，以其久著信用，私人存放汇兑仍然不少，营业尚可支持。1908年冬，汉口钱价低落，银根奇紧，著名的“三怡”钱庄和怡生隆、道生恒钱庄相继倒闭，这些钱庄都亏欠票号借款，票号损失在百万以上再受挫折；加以开支糜费，亏耗己大，逐渐处于困境。1911年，汉口票号己减为18家。
【银行】
汉口开埠后，外国银行先后来汉开设分行。当时武汉尚无本国银行，仅有票号、钱庄等旧式金融机构。1897年11月29日，中国通商银行在汉设立分行，为武汉的第一家本国银行。1906年10月户部银行汉口分行成立，是国家银行在汉最早设立的机构。1908年，户部银行改称大清银行。同年，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信成银行和信义银行都纷纷在汉建立分行，湖北铁路银行在汉建立总行。湖北铁路、信成、信义银行开业不久即停业。宣统年间，广西银行在汉开设分行。到1911年，在汉开设的本国银行共8家。
辛亥革命后，大清银行改组清理。从1912年到1926年，本国银行在汉口开设情况如下：1912年，黄陂实业、鄂州兴业两银行在汉设立总行。1913年，中国银行和七隶、湖南、民国、川源、殖边等银行设分行，泰丰银行建立。1915年，蔚丰银行和聚兴诚银行设分行。1916年11月，盐业银行设分行。1917年，华丰银行总行建立。同年10月，中孚银行设分行。1919年，上海、四明、金城和工商银行先后设分行。1920年，永孚、华充、四川铁道、湖南实业、四川裕湘、陕西秦丰、大中等设分行，中华商业储蓄银行设代理处，1921年，聚兴诚银行总管理处因战乱由重庆迁至汉口，远东、浙江实业两行设分行。1922年，中原实业银行总行建立，中国实业银行设分行。1923年，大陆、中南、广东、农商、香港国民、甘肃、晋胜、中和、山西省银行等设分行。同年，汉口储蓄银行（后改称汉口商业储蓄银行）和湖北道生银行创立。1924年，富秦、棉业、河南省银行设分行，中国兴业银行设总行。1925年大成、公共、明华、同益、裕华等银行设分行。1926年8月，汉口商业银行设总行，天津丝茶银行设分行。在这期间，特别是1917年以后，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民族工商业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国际金融也发生了变化，在汉开设的银行急增，到1926年止，先后在汉口开设的银行共有52家，其中总行9家，其余43家为分支机构。在此期间，汉口银行业盈利增多，营业兴旺。同时，由于内战频繁，因营业困难或失利而先后停止营业的，有汉口商业储蓄、鄂州兴业、泰丰、民国、直隶、蔚丰、殖边、中原实业、永孚、四川铁路、陕西省、秦丰、湖南、湖南实业、远东、广西、华充、甘肃、中和、山西省、晋胜、四川裕湘、中华商业储蓄等23家银行。
1928年以后，武汉的银行又得以恢复和发展。4月，河南农工银行来汉开设办事处；10月，华中银行在汉口建立总行；11月，湖北省银行总行成立。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汉口分行开业，汉口交通银行复业。1931年，邮政储金汇业局汉口分局成立，中国农工银行和陕西省银行在汉口设分行。1932年，中国通商银行汉口分行复业，中国银行由汇兑处改为支行，全面恢复营业。1933年4月，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1935年4月改称中国农民银行）建立总行。5月，重庆川盐银行来汉开设代理处。1934年3月，美丰、川康殖业两行设分行。8月，农商银行汉口分行复业。9月，中国国货银行设分行。11月，汉口商业银行创立。1935年1月，大孚商业储蓄银行创立，该两行总行都设于汉口。同年4月，大中银行汉口分行复业。5月，边业银行设分行。9月，香港国民银行和广东银行两分行暂停营业，次年3月和12月，又先后恢复营业。1936年，湖南省银行设办事处。1937年11月，新华信托储蓄银行设分行。抗战前，除黄陂银行因营业失利停业和华中银行停办外，在汉银行仍有37家。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银行业中除歇业及撤退的以外，其余都迁入法租界，有的作为留守处，有的作为办事处，继续办理业务。
至此，汉口全国金融中心地位毁于战祸。
请问：现在武汉有何办法重塑汉口金融中心地位呢？
【商业】
康熙二十四年（1685），汉口粮商已有行帮组织，乾隆十年（1745），湖北巡抚晏斯盛《请设商社疏》称：“楚北汉口一镇，户口20余万。日消米谷不下数千。所幸地当孔道，云、贵、川，陕、粤西、湖南，处处相通。本省湖河，帆樯相属，粮食之行，不舍昼夜。是以朝籴夕炊，无致坐困。”当时粮食行已居汉口镇六大行之一，有行商、号商、杂粮店、米面店。分别承担粮食的城乡贸易、转口运销，以及供应民食的零售业务。道光二十七年（1847）开业的汉口“永兴和”粮食行，颇负盛名。
汉口开埠以后，外国洋行来汉大量收购小麦、芝麻、豆类出口，粮食贸易进一步扩大。同治六年（1867），武汉三镇有“永昌”、“源丰”等10余家较大的粮食行、商。陕西、河南、襄阳等地顺汉水来货，以杂粮为主，集中汉水北岸硚口至杨家河一带销售，杂粮运销商号和行家沿岸而设，俗称“杂粮行”或“内河行”，湘、川等地来粮，以谷米为主，舟集汉阳南岸嘴、汉口集家嘴对岸。光绪二十一年（1895）6月16日《申报》载文：“武汉人烟辐辏，烟火百万家。日食所需，几难数计。至闽、粤、吴、越诸巨贾，来此采办者更多，若恒河之沙，玉粒金粳，实生意中之巨擘焉。”随着城市发展，人口增长，粮食加工业和粮食复制手工业日益兴旺，京汉铁路开通后，北方杂粮运汉，使杂粮出口量增加。清末民初，武汉三镇粮食行已达172家，其中汉口100家、武昌46家、汉阳26余家，粮食运销商号60余家，年贸易量1000万担以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各国亟需军粮，刺激武汉粮食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据《汉口小志》记载，1915年，汉口粮食商户增至394家，当时汉口年均市销和出口粮食1400—1500万担。
明清时期汉口的商业贸易是以粮食、食盐、棉花、棉布、茶叶、药材、竹木等为主干的。以粮食而论，是时，湖北及周边的湖南、四川等省的粮食产量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湖北、湖南、四川等省所产之米粮下销江南、闽广各省，都要通过汉口转运，“粮食之行，不舍昼夜”
“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注：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93页。）
全国四大港汉口、上海、天津、广州外贸额比较表
（1）直接对外贸易
（2）间接对外贸易
试问：武汉还有机会并称上海港、汉口港、天津港、广州港吗？
附录武汉教育简略
张之洞改书院、兴学堂、倡游学，使包括汉口在内的武汉三镇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传统的书院教学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张之洞致力于书院改制，相继对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的课程作出较大调整，各有侧重，以“造真材，济时用”为宗旨。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1891）、矿务学堂（1892）、自强学堂（1893）、湖北武备学堂（1897）、湖北农务学堂（1898）、湖北工艺学堂（1898）、湖北师范学堂（1902）、两湖总师范学堂（1904）、女子师范学堂（1906）等等，则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层面。在“游学”方面，湖北是晚清派出留学生最多的省份之一。到1905年，仅留日学生就达1700余人，居全国之冠。张之洞督鄂期间，湖北武汉已成为新式教育的中心和国人瞩目之区。一如端方在光绪三十年（1904）所奏：“近日中外教育家，往往因过鄂看视学堂，半皆许为完备。比较别省所立，未有逾于此者。”（注：《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165页。
武汉和上海并称大武汉大上海。金融、商贸都源于汉口。工业汉口也不逊色武昌汉阳。历史告诉我们——汉口兴则武汉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