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研究人员洪金莲女士，在其专著《太虚大师佛教现代化之研究》第四章“僧伽制度的革新”中，有一小节述及太虚“佛教经济资源的开发”。她认为太虚在这方面并未做积极的争取或者经营、改善，以至于其计划中重大的改革事业，如佛化运动的推展，僧寺的整建，佛教会的推动，乃至于僧伽教育，各地佛学院的开办及世界佛学院的规划等等，均因为受困于经费的筹措而动弹不得，最后终致宣告失败。虽然太虚并不完全忽视经济的重要性，也有零星的关于开源节流的计划，但大抵都只在理论上“点到为止”，事实上，实行亦有困难，而这与他实际上需要的庞大经费，其所做的努力并不成比例。
然而，民国三十五年，太虚却出人意料的对国家的经济建设，提出甚具专家标准的经济理论出来，从而使他也想到佛教的寺院经济，亦应随时代的脚步有所加紧建设。此时，他分别提出佛教寺僧的经济建设，及由经济理论说到僧寺经济建设。前者，例如他认为：
目前中国经济危机之救济，在如何迅速动员国内所有的生产力量，从事增产工作。有产斯有财，生产丰富，政府财政基础稳固，人民生计才有着落，民生主义也才可以实现。在全面的国民经济政策建设之下，佛教寺僧的经济建设，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然寺僧不能联合开发其经济的源流，则所兴办事业将无力荷负久远。
因此，他列举出如下三项的经济开发计划：
（1）山乡寺僧：应就原有山场田地，在县区联合为林场、农场、或农林场之开办。
（2）城巿寺僧：就寺地所宜，及僧衣鞋帽、或图书馆，印刷等工厂商店。
（3）应民众需求而服务的经忏：应由佛教会订立法规，整理运用，以增加经济收入，同时改善风俗。
而后者由经济理论说到僧寺经济建设，他提出在中国民主计划经济下的僧寺经济，应该：（1）要由佛教会调查登记全国僧寺的不动产，与其它事业的收益品数。（2）编订生产及分配消费之总计划。（3）各省分会、各县支会、各大寺得制出局部计划，提供中国佛教会审核参考，并指导修正。（4）招集僧寺游资，办一个佛教银行，为全国僧寺经济之金融枢机。（5）各支会或各大寺，各省分会集办林场、农场，及发扬教化的印刷工厂，与书局等工商业。
这些计划能否实现是一回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为什么太虚到晚年，才注意到佛教寺产开发的亟待进行。而这样一个最关重要的现实问题，早期却不为他所密切在意？此时的建树，对于他的佛教改革事业丝毫也帮不上忙！这使我们想到：太虚尽管为社会、为佛教提出各式各样适应时代的应变措施，但是对于他自己身边迫在眉睫的大事，却无所觉察？经费资源的争取，是太虚改革事业的极限吗？
